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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绿色产业的初衷和目的形成鲜明抵触。随着中国环境意识的觉醒,中国政府开始考虑为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规划。贸易是造成环境大规模破坏的主要原因,在中国环境治理技术缺乏的情况下,减少贸易就意味着减少污染,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另外,贸易政策似乎也是现阶段实施成本比较小、比较容易操作的措施。欧美等国家应该正视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的脆弱性,与中国更密切地合作,共同解决产业发展中资源和技术的瓶颈。贸易必须是互利的,否则将无法持续。"
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回忆起一件往事:欧洲一个发达国家的大使曾对他说,难以理解中国为什么坚称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在不久前,美国出版的一本新书《美国能向中国学什么:化敌为师的指导手册》上市不到一个月,就登上亚马逊网时事类图书榜榜首。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红墙金瓦的故宫(微博)与绿树掩映的白宫“平分天下”。美国学者还曾提出“G2”概念,即中、美两国成为一组,替代原有的八国集团(G8)。当时,赵启正这样回答那位疑惑的欧洲大使:“中国是有几件华丽的外衣,但如果看看里面的衬衣,可能是旧的,甚至已经需要更换了。”全国政协委员、曾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吕凤鼎也认为,当人们将中国捧到“异乎寻常的高度”时,我们自己更应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要看清自己的位置”。而曾任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特命全权大使的孙振宇委员则更加干脆地提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我们要防止被捧杀”。外交家们的态度可以从数字中找到依据:尽管中国在2010年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就在那一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告诉媒体,中国人均GDP仍居世界百位之后。按照联合国一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中国大约还有1.5亿贫困人口,“这就是中国的国情”。正因如此,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委员才提出,想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必须正确看待自己,“要用望远镜看,也要用显微镜看”。从望远镜里看,张蕴岭发现,这个国家正在崛起,经济连年增长,快速消灭贫困。孙振宇笑着回忆说,只要中国人在世贸组织大会上发言,全场都会安静下来,“因为我们的一个字、一句话,他们都非常重视”。在会场之外,各国也盼望与中国沟通,倾听中国立场。张蕴岭认为,中国对世界市场影响巨大,应该主动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也符合大家利益的关系。这位学者还强调,对于一个“新强国”来说,中国应该建立信心。在不久前一次讨论中国公共外交与国际形象的圆桌会议上,一个韩国记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世界需要的是自信的中国。”“不能别人稍微说一点我们不行,我们就马上跳起来。”孙振宇边说边挥动了一下手臂。但在显微镜下,张蕴岭希望中国人看到发展起来的中国的“种种问题”。相对于某些“缺乏自信”的表现,中国中东问题特使吴思科委员发现,也有相当一部分国人有着“盲目的自大”,而这种自大随着中国摩天大楼的增加而不断增长。“人们出国一看,国外的楼又矮又破,但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矮楼里是有内容的。”他提醒道:“我们刚刚成为一个大国,还没发展几年就觉得自己了不起,那就很难再继续发展了。”实际上,“捧”中国的声音确实不少。媒体人舒泰峰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拒绝捧杀》中梳理道,2006年中非峰会被认为是“北京令世界惊叹的开始”;2007年美国学者出书盛赞中国软实力;2008年北京奥运会让世界惊叹这是“中国主导世界元年”;2009年,美国一位未来学家出版《中国大趋势》;2010年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我们无法阻止别人说好话,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自持。一个不太妙的现象是,听了国外这些吹捧,国内某些人真患上了天真烂漫的幼稚病,自高自大起来。”舒泰峰这样写道。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说:“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时候,它的外交政策就会很强势,但这并不适合中国。”本届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曾任外交部部长的李肇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不必总谈“大国崛起”,还是应该“低调做事”。而他的同行、本届政协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也表达了相似的意思:“不必过于计较别人说什么,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对取得的成就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盲目自大”。本报北京3月13日电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13日听取和审议了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报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作报告时说,法律委员会认为,修改决定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以下修改意见: 一、修改决定草案第五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权利。有的代表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二、修改决定草案第十八条中规定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排除,还规定了对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的排除条件。有的代表提出,对已经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还可以补正或者作出解释不妥。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这种情况可限于在收集物证、书证时,不符合法定程序的情形。建议将上述相关规定修改为:“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修改决定草案第四十七条规定了对人身进行检查的侦查措施。有的代表建议将“采集指纹信息、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改为“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四、修改决定草案第九十三条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讯问被告人。有的代表建议将“可以”讯问被告人改为“应当”讯问被告人。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 五、修改决定草案第一百零八条中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有的代表提出,应明确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法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将上述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据新华社
今年两会,黄细花带了包括父亲可带薪休产假、加班费免征个税、控烟立法等24个建议。不过,最让人关注的,还是她提出的“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这个建议中,黄细花提出,现行法定婚龄过高,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 这条建议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网友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现在青年人心智不成熟,不足以承担婚后的家庭责任”、“结婚生子生活压力大,18岁没有经济能力,不能结婚”、“房子没着落,哪里结得了婚”等等,甚至还有网友直截了当地评论:“无关紧要的提议,浪费时间。” 一时间,黄细花被一些网友评为“最雷人代表”,各种“口水”把她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昨天再聊起这话题,黄细花坦言:“事先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刚开始确实有一点压力。”她并不在意这个“雷人代表”的头衔。“我只是觉得有点委屈,但我很坦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提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周岁有什么雷人和出格的地方。” 专程调研,希望把是否早婚的权利还给民众 “儿子如果要18岁结婚,我会尊重” 黄细花曾专门做过调研。 “我发现,现在农村还是存在蛮多这种现象的法定结婚年龄过高,导致那些未到法定婚龄而想结婚的人,采取用假身份证、虚报年龄的办法领取结婚证,甚至干脆‘未婚同居’。但法律不承认事实婚姻,这无疑隐藏了诸多社会隐患。”黄细花说。 “但把婚龄降低到18岁,我觉得没有错。”黄细花分析说,“可能大家看文章只看了标题,没仔细看完建议,所以误会了。” “好多国家的婚龄都是18岁,或者更小。” 黄细花说,“我提这个建议,真的不是提倡早婚。我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到18岁结婚我自己也是25岁才结婚的。我只是希望,把是否早结婚的权利交给民众,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利。到了18岁已经成人了,可以结婚了。但你觉得18岁、20岁或者30岁结婚,都是你自己的选择。” 同时,她认为,由于法定婚龄的延迟,导致育龄不断延迟。目前,中国平均结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29岁之间,年龄推迟趋势非常明显,最终导致高危妊娠比例增加。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和生育年龄,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有利于优生优育。 记者问:“您儿子多大了?假如他在18岁时想结婚,您是否愿意?” 她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我儿子还不到18岁,在念大学了,要是他18岁有结婚的想法,我会尊重孩子,爱孩子就应该给他自己选择的权利。” 觉得无助时,就和家人说说 “过些年,会被理解的” 虽然,黄细花已不止一次在媒体做了解释,但议论声并没有停歇。觉得无助时,她会向老公和儿子说道说道,“老公和儿子都很支持我,认为我说的没错,安慰我说‘过些年会被理解的’”。 这些话宽慰黄细花挺有作用。 “2009年时,我曾建议烟盒包装不能太美,要丑化放上‘重口味’的警示图片。当时,我因此也被称为‘雷人代表’。但现在回过头看这个建议,已经很少有人会说‘雷人’了。”黄细花说。 “我一些在北京的同学都特意打电话给我,问是不是我提的建议。”黄细花也一一给予了解释,“解释之后,他们也都觉得我提的没错。” 欣慰之余,黄细花自己也做了一些反思。“如果我把‘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题目,换成‘关于放宽法定婚龄限制的建议’或‘关于放宽法定婚龄年龄的建议’,可能大家容易接受些。” 结束采访前,黄细花一再对记者说:“帮我再解释解释,我并不是提倡早婚。”
提出“18岁可结婚”建议备受争议,本报记者专访黄细花代表: 本报特派记者 尤畅 黄细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今年两会上,她的“关于降低法定婚龄的建议”在网络上被热议,而她也成为最受关注的代表之一。 记者约到黄细花,和她聊开了。眼前的黄细花,个性很是爽朗,有问必答。她表示,自己也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大的争议声,“我有一点委屈,帮我再解释解释,我并不是在提倡早婚。”
这几年,考公务员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这次全国两会上,有关公务员的建议和议案有不少,既有关注公务员考试,也有关注公务员考核等话题。记者注意到,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就建议,要拓宽公务员的录用渠道,改变目前录用公务员渠道单一的局面。 作为厅长,刘希平提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有感而发。“有时候,我们想到高校选拔一些干部充实到机关来,但总是有困难,这方面存在制度障碍。”刘希平说。 目前公务员录用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这是目前大众最关心也是最普遍的一个渠道。还一个渠道是从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员中调任。这两个渠道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但在刘希平看来,太单一,对提升整个公务员素质队伍不利。 “第一个录用方式,现在实行的是‘笔试+面试’的考试模式,片面地注重文凭和知识结构,在招录中往往出现‘会考不会干、人岗不合适’的现象。”刘希平对记者说,“而且一些基层的优秀工人、农民,因为受学历限制,难以进入公务员队伍。” 第二个渠道,主要是提拔任用。在刘希平看来,这种做法不利于改善公务员队伍的结构,“难道企业人才就不能进机关?”刘希平认为,公务员录用的这种制度障碍应尽快破除。 他建议,招用教育管理、科研管理、医学管理、工程管理等专业性强,并且应该具备丰富管理经验要求的专门人才公务员,就应该由机关直接考核录用,重点考核综合素质和在相应专业岗位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他还建议适当放宽学历限制,让一些优秀工人、农民也有机会参与公务员录用考试。
多年来我国一直倡导建立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但至今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制度安排。 全国政协委员、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是,农户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高度分散,农户与市场之间信息不对称,农户难以对接上游技术来源,过多的中间环节挤占了原本就稀薄的利润。 徐冠巨建议,加强基础性法规建设研究,逐步建立一批规范农业产销一体化组织运行的法规制度,处理好产销一体化组织的内部关系,以及这些组织与科研单位、农资供应环节、农产品批发零售环节、储运环节之间的关系,促进形成合理的利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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